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诉讼双方当事人都同时质疑法院判决。
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条块关系。[27]院长候选人产生后落选即成为制度现象。
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传统学术思路亦由此切入关注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见 James C．F．Wang，Contemporary Chinese Poltics：An Introduction，New Jersey：Prentice all，2002，pp．161 － 177。[23]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力争在解决执行难上有所突破——在全国法院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现场会上的讲话》（2006 年 4 月 26 日），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2006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1954 年和 1982 年《宪法》规定的中国政体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架构上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在今天，抓住习惯宪法之根本的最好方法可能（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做的）是称之为‘政 － 法的（political-legal）的方法。[32]时任委员长李鹏在 2002 年 11 月 18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向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谈在全国人大工作的体会，当前，许多省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组织上有了保证。
所以，必须下决心提高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干部的质量，限期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选调一定规格的政治上强、身体较好的干部充实两院系统，使两院树立起权威。[5]参见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translated，edited and with a introduction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Routledge，1991，pp．196 － 244。因此，在司法实践的需要与法律制度滞后的矛盾之下，理论研究需要给出全新的答案。
但是，法官在造法或者对先例加以修改的时候也必须有相应的事实和证据加以支撑共同的认同感有助于维持信任与团结，这是公民主动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过程，心悦诚服接受民主决策结果，心甘情愿承担法律责任义务的前提条件。梁成意，法学博士，华东交通大学副人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理解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2]尊重他人自由与权利（力），审慎行使权利（力）与自由，充分履行义务与责任。多元社会的和谐共存需要主体间的相互宽容、理解，甚至是有效沟通，否则社会矛盾丛生。
[13]【德】奥特弗利德·赫德：《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庞学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许多老师认为学校教育就是传授特定的专业知识，因此教学主要是讲授。[14]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话语的另类表达[15]（这一观点在政治家、政治学家那里天然地正确）。法治与公民教育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关联具有普适性与客观性，在中国也不例外。
四、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民族教育的诉求法治国家本质上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民族国家。[21]自马基雅维利已降的现代人文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自由，只有依靠科学，人类才可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从而获得真正自由。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应该在理论上重视学生的公共参与技能，将其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施教者应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1）改变讲授式教学模式，运用问答式教学模式，通过启发学生思维，让学生敢说、想说与要说。[24]古罗马公民教育主要关注的是学习法律、依法生活和解释法律，[25]法国自19 世纪末开设公民训导课，对学生进行法律、政体、社会公德以及公民权利及义务等方面的教育。
笔者以为，民族教育应该以中国历史与当下国情为素材，以民族认同感为价值追求，从而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今天有许多人惊叹、甚至垂涎美国民主政治，并把它归结为联邦党人的功劳，但仔细研读《联邦党人文集》，不难发现建国者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具体制度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例如德摩斯梯尼天生口吃，嗓音微弱，还有耸肩的坏习惯。[20]【德】凯兴斯泰纳：《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郑惠卿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所以，对当今世界的诠释要想具有开辟世界、促成行动的意义，就需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回忆与思考。因此，必须培育国民的沟通能力。然而，公共参与要求国民具备公共参与技能，因此公共参与技能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国家形态要求国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政治活动。西方从以道德为主体的自然法（以格老秀斯等启蒙思想家为代表）到以立法者为中心的实在法（以凯尔森为代表）的历史演进，充分说明道德先于法律的逻辑。[28]经过刻苦修炼，终成演讲辩论大师的西方政治家，举不胜举。
时间经验占据了这些诠释的一个主要领域，而记忆和回忆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24]Walzer.Edueatio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Multiculturalism[J].Journal of Philosophy，1995 (2).[25]Derek Heater.A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London:Routledge Falmer ,2004),pp.18.[26]笔者以为，国民是事实判断，公民是价值判断。
（2）强制要求学生每学期必须写文章（笔者曾经要求3000字），文章形式与题材多样，可以是论文，也可是散文，甚至是诗歌。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因此，国民对于法律的信仰是法律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五、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科学技能教育的诉求法治国家是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国家，因此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维度。
当下民族建设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特定阶段，这一阶段虽不同于过去却受制于过去，因此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需面对历史、接受历史并改变当下。只有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公民才有谋生手段，才能为公共参与奠定坚实的物质保障。精神文明是我国特有的宪法原则，其他国家宪法没有此规定。个人是法治国家活的细胞，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
【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前几年笔者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在高雄大学访学，看到台湾学生哲学思维贫乏、历史知识匮乏，坚信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相关课程建设。
中国特色法治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沦为指导。在全球化与中国特色并存的背景下，充分理解中西政治制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今天许多人看到前者，忽视了后者），培育政治常识与宪制共识。
基于此，没有诚信的法治社会，不仅成本高（因为须依国家强制来实现），而且交易风险大。在微观层面上，国家治理表现为确立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准则，解决具体社会矛盾。
[⑩]在这一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关键不在于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而在于培育法律信仰。这是笔者对当前大学教育极为忧虑的两种现象。现代法治以自由为基本价值，强调私人自治，形成了多元的种族、群体与个人，造就了以不同信仰、习惯、思想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甚至可以让学生就某一主题进行课堂演讲，其他学生点评。
教育是塑造人格的基本途径。现在经常对法科学生说，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其思维与方法对于学习乃至于未来个人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后来，维柯更绝对地认为，吾人的知识之真正目标并非对于自然的知识，而是对吾人自身之知识，人类所能真正理解体会的，并不是事物之本性（die Wesenheit der Dinge），因为事物是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穷尽的。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相互沟通，表达自己的利益、观点与立场，充分理解他人的利益、观点与立场，最后通过妥协形成共识。
